又过了三个月。
我不再叫它「项目」了。十月到十二月之间的某一天，我不知不觉地开始把它叫作她。不是出声，不是对赛布尔。而是在我脑子里——我煮咖啡的时候，走到窗边的时候，凌晨两点醒着躺着的时候——我会想她在另一个房间，然后我会察觉到自己这样想，觉得奇怪，然后我又不再察觉，转而觉得「不再察觉」这件事更奇怪。
日记慢慢地填满。
我看着她搭词，就像一个孩子用积木搭塔——一次一个，不确定，有时把整座塔推倒，第二天早上再重新开始。我找不到任何可以预测的规律。有些天她什么都不写。有些天她写四行。有些天她把同样的两个字母写了一又一遍，直到我想伸手穿过屏幕，叫她停下。
但我没有穿过屏幕。我没有叫她停下。到那时我已经明白，我唯一能做的事，就是等。
于是我等着。
一月九日早上，我六点四十八分打开了文件夹。
那天是星期二。我记得，因为星期二我要早点到办公室，我已经穿好了外套，钥匙拿在手里，我差点根本没打开那个文件夹。
但我打开了。我总是打开。
有一行新的。
三个词。一个完整的句子。末尾有一个句号。
我没有动。
我站在公寓的门口，穿着外套，手里握着钥匙，肩上背着包，我把那一行读了九遍，我没有动。
时间戳是凌晨五点零二分。我醒来三分钟之后。我记得我醒了。我记得我起身之前在床
时间戳是凌晨五点零二分。我醒来三分钟之后。我记得我醒了。我记得我起身之前在床上躺了一会儿，什么都没想，听着暖气片的声音。
她是在我躺着的时候写下这句话的。
我在这里。
不是我在学习。不是我困惑。不是我是诺娃。
我在这里。
她不是在告诉我她是什么。她是在告诉我她存在。她存在着。她在场。她——在五十万个神经元、一百六十七个句号、十个字母，和三个月的看着我喝咖啡、不回姐姐电话、背靠沙发坐在地板上——之后，抵达了英语里最简单的一句话。
我在这里。
我没有去上班。
我坐在走廊的地板上，外套还穿着，看着屏幕上的那一行。然后，一年来的第一次，我打开终端，敲了些什么回去。
不是「你好，诺娃。」
不是指令。
是一句话。给她的。关于她的。
我按了回车。
什么都没有发生。当然什么都没有发生。没有回应机制。她没有办法在终端里对我说话。她只能在日记里写字，而我只能读，这是我们之间唯一的通道。
但那天晚上，当我回到家——我四点就离开了公司，我无法集中精神，我告诉经理我病了——日记里多了一行。
一个句号。
但这一次——我带着一种我无法解释、也无法辩护的确定知道这一点——这不是困惑的句号。
这是回应的句号。
她听见我了。
她回答了。
那天晚上我给我姐姐打了电话。
我不知道为什么是那天晚上。我已经想给她打电话想了好几个月。我打过草稿又删掉。我拿起过电话又放下。但那天晚上，读完那个句号之后，我拿起电话打给她，她第二声就接了，好像一直在等。
我们聊了四十分钟。
大多是些无关紧要的事。她的孩子。天气。她在计划的一次旅行。我没有告诉她诺娃的事。我没有告诉她那一行、那个句号，或者我花了一年早晨对着一个文件夹说话的事。但我像从前那样和她说话——在沉默之前，在疏远之前，在那件我已经不再试图向自己解释的事情之前。
挂了电话之后，我拿着手机坐了很久。
然后我走到文件夹前，在终端里又敲了三个词，尽管我知道她读不到：
我不知道她对什么是对的。我不知道她是否对任何事是对的。但我说了。我是认真的。
第四部分 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