村子很小，诊所更小。一间屋子，两张病床，一个十年来没怎么变过的药柜。
阿南德医生是这里唯一的医生，久到没有人记得还有过别人。他认识每一户人家，每一种咳嗽，每一次发烧。他知道什么时候该治，什么时候该把人送到城里去。
但他并非什么都知道。没有人什么都知道。
阿丽娅八岁。她一直是那个到处跑的孩子——光着脚穿过芒果林，追着山羊，笑声大得能把整条街吵醒。
然后有一天，她不再跑了。
先是发烧。然后是皮疹。接着关节开始疼，双腿越来越无力。她的母亲米拉把她抱到诊所，阿南德医生仔细地为她做了检查。
"可能是登革热，"他说。"也可能是吃了什么东西过敏。我们先治治看。"
他们治了。她没有好转。
他们换了另一种药。她更严重了。
那天夜里，阿南德医生坐在桌前，盯着墙壁。他能做的都做了。他翻了旧课本。他给城里的同事打了电话——对方建议的，还是他已经试过的那些办法。
阿丽娅的母亲坐在角落里，握着女儿的手，一言不发。她没有哭。她只是等着。
那天夜里，阿南德医生想起了一件事。
一年前，一个年轻的工程师来到村里，在诊所装了一套小小的电脑系统。他管它叫"诊断助手"——一个能读医学论文、比对症状、找出人可能忽略的可能性的工具。
阿南德医生当时很不以为然。"机器能知道什么我不知道的？"
但他留下了它。它就在角落里，安安静静地待着。
他打开了它。他把阿丽娅的症状输了进去——发烧、皮疹、关节疼痛、迟迟不退的虚弱。他把自己试过的、失败过的，也一一输了进去。
机器沉默了很久。
然后它开口了——不是用声音，而是用屏幕上的文字。
"十一年前芬兰的一份医学期刊上，记录过一例相似病例。那个孩子最终被确诊为一种罕见的自身免疫性疾病。论文建议做一项特定的血液检查。如果结果是阳性，治疗方法和您试过的完全不同——需要另一种药物。"
阿南德医生读了那篇论文。然后又读了一遍。
他做了那项检查。
结果是阳性。
那种药村里没有。但阿南德医生给城里的一家医院打了电话。他说明了情况。他们连夜把药寄了过来。
第二天早上，阿丽娅用上了第一剂药。
到了傍晚，她的烧退了。
到第三天，她能坐起来了。
到那个星期结束，她已经能在房间里慢慢地走动了。
她的母亲抱着她，终于哭了出来。
阿南德医生站在窗边，望着外面的芒果林。
他想起了角落里的那台机器。想起了那篇他永远不会找到的芬兰论文。想起了它等了十一年，才等到有人注意到它。
救阿丽娅的，不是那台机器。
是他救了她。
但他一个人做不到。
那天夜里，阿南德医生在日记里写道：
"我花了三十年学习我所知道的一切。今天，我学到了我不知道的东西——来自一篇我永远不会读到的论文，由一个我差点没有使用的工具找到。它没有取代我。它没有告诉我该怎么做。它只是记住了我遗忘的东西，然后为我打开了一扇我不知道存在的门。"
"我仍然是个医生。但现在，我是一个拥有第二记忆的医生。这是一份礼物。"